一分为二看北京村庄“封闭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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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为二看北京村庄“封闭管理模式”
一分为二看北京村庄“封闭管理模式”

   

一分为二看北京村庄“封闭管理模式”

 

 

   4月底,北京市大兴区试行村庄“封闭管理模式”,建起围墙、铁门,安装摄像头,引发舆论热议。记者探访发现,社会治安和维稳压力,以及城乡接合部村落的“城市化”、“社区化”想象,皆是理解和解读此次“封村”政策的思维路径。(5月1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无论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北京的“封闭管理模式”,都容易招致舆论的批评。一些人以“前所未有”、“匪夷所思”来形容,认为如此“发明创造”,实在是有些滑稽。还有人指责这项“围墙新政”存在一种对外来人口歧视的思路,或者说是限制了居住在这些村子里的人的人身自由,“村庄不是看守所”。

   但是,如果把它放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去考量,这样做似乎又很有必要。比如,对出入人员进行审核,至少让一些流动作案人员无法进入封闭管理的村庄,这样有利于村中所有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共同的安全利益。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大兴公安分局曾从2006年开始,在金星派出所辖区的大生庄村,率先探索“社区式管理模式”,在这之后,该村实现了“零发案”。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对这样的措施应当进行辨证分析。

    客观讲,任何一项新政辨都很难是一边倒地欢迎或者一边倒地反对。大兴“围墙新政”,在牺牲一些人自由空间的情况下,带来社会治安局部好转,这在一个大国的首善之区,在奥运期间,在社会治安和维稳压力下,在这样特殊的时空和特殊的地域里,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情况之下,在个别治安状况特别混乱的村庄试行村庄“封闭管理模式”,不失为一种在文明开放的大前提下,特殊问题特殊对待的一个“例外”的理性选择。

   然而,如果把村庄“封闭管理模式”作为成功经验而进行社会化推广还是值得质疑的。来自大兴公安局官方网站的信息这样阐释“封村”部署:今年3月以来,西红门镇金星地区作为试点开始开展“封村、建站、上人防、上技防”四步走措施,随后,该地区16个村庄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警方在每个村庄建立村庄综治中心,并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对村内的人员和车辆实行持证出入的措施,将原本开放的自然村经过人为科学合理改造,上升为封闭式的社区管理模式。

   事实上,这种有警方参与以限制外来人员进入为手段,建立在对外来人员歧视基础上的村庄“封闭管理模式”,是人为地用冷冰冰的围墙将人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并限制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对商业、对劳动力的补充,对经济的繁荣,都有相当的制约作用;并明显有悖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前提,也明显有悖于城乡平权、本地人外地人平权,甚至是有悖于村民自治制度,是绝对不可以成为政府社会管理常态的。因此,我认为,一个地方的长治久安,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上做文章,让居民自己在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理性需求中寻求二者最佳的平衡点。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出于行政效率的最高化而单方面设置的社会管理方式,难免重蹈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社会管理怪圈。(本文已发表在5月1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上)

 

所属分类:建站指南建站经验    作者:荡凯网络    时间:2010-7-17 6:15:00